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主导了中国经济改革
-----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经济理论
黄少安
内容摘要：回顾过去4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程，有三大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影响最大：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东欧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很大；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确实比较多的借鉴和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关键词：经济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东欧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或运用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或探索，有些当时就有意识地运用或依据了相应的经济学原理，例如：给予国内一些企业出口补贴、退税等政策优惠，很清楚是在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出口替代原理；有些事后才意识到是符合相应经济学原理的，例如：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事后知道符合契约理论和激励理论。不过本文所关注和阐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既有的、主要的理论依据，它们影响的是：中国是否要和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革目标、怎样改革、城乡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怎样调控改革过程中的宏观经济运行等重大问题。有些是中国经济学家创新的理论----这更是重要的理论依据，但是本文不阐释（将另文阐释）。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初级阶段理论
1,“同时胜利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二元悖论”
众所周知：根据恩格斯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19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是：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主要的发达的（他们认为的、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然后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加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在所有、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同时进行才能胜利；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之上。后一个判断是非常正确和深刻的，但是前一个判断却被历史的经验事实证伪了。合理的逻辑应该是：在生产力落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多的国家，在有人宣传和领导下、还有理论依据的情况下，更可能爆发以剥夺私人财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的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也是属于容易爆发革命的阶段）。因为他们革命的机会成本低、可能的收益却很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说的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可能是整个世界”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没有想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以后，资本主义制度也在马克思等的批判下有些改良(这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的理论在客观上的作用之一)，中产阶级增加而完全的无产阶级减少，而中产阶级是有财产需要保护、希望社会安定的，对革命的动力明显不如无产阶级，于是，似乎形成一个二元悖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这是对的；可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越发达，发生大规模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些发达国家往往容易走向通过议会式民主、改良社会以接近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理论史上所谓的“修正主义道路”。众所周知：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电力和电器发明和广泛运用为标志，虽然英国没有落后，但是却不再是唯一领跑者，世界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发生新的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阶段，垄断竞争主要的作用还是大大促进了生产的规模经济提高、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加剧了主要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原材料和市场的竞争），既拉大了与落后国家的差距，也使得落后国家被动地卷入了当时的“全球化”；由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和从全世界获得财富，并且在全世界竞争，导致：第一，本国工人阶级队伍扩大、收入也有所增长，虽然收入差距不一定缩小，但是真正的无产者数量是递减的。第二，导致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可能性都降低了。第三，一些被动转入全球化、经济落后、民众生活艰难、阶级矛盾尖锐的国家，更有可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修正主义理论得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现实基础。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等修正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其理论产生和活跃的时期基本上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步，绝对不是偶然的。他们与马克思和恩格斯（1818-1883,1820-1895）刚好差了一个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看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也看到了同时发生的、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和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都是事实，也是他们的理论尤其是集大成的《资本论》产生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尽管让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不爽、难看甚至愤怒（多次驱逐他就是证明，不过也只是驱逐而已），但是不可能不触动统治者，资本主义国家也会从批评中反省，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出发，也会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和完善，尤其是对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福利。其实，想要缩小收入差距的难度很大，但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和改善其福利是比较容易的。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正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也是修正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同时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代，这些时间点的契合，不是偶然的，它们之间有必然联系。
2，列宁的“首先胜利论”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选择的历史宿命
列宁敏锐地洞察和分析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现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审时度势，发展和修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即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即“首先胜利论”，在其1915年的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有明确阐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而且实践中确实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和按劳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列宁看得很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发达、无产阶级众多的国家，才有革命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革命最积极、最彻底，所以才最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于是出现了一个普遍现象：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认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生产力落后国家。但是，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与高度发达（至少是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匹配的。中国也是如此。对这种体制选择，应该有一个理性认识。革命胜利后很自然、很容易选择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因为：必须与革命的对象（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分配）背道而行；革命胜利后，面对落后经济状况，需要迅速赶超，从政府官员到民众，强烈的意识形态作用和自律，使得指令性计划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效率较高、阻力较小、政府权力滥用较少，因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短期内表现出高效率。其实，“二战”后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国民经济计划，也是有效的，而且实践证实了。那么， 怎么解释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有些短期内实行的平均化的小私有制？例如，中国1949年前后在老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把地主大私有制改成农民平均的小私有制。从根本上来说，不是革命者、尤其是领导集团向往私有制，而是要兑现当时鼓动农民参加革命和对不直接参加革命的民众的承诺----剥夺剥夺者、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否则，将会失去信任。但是，领导集团并不认可这是革命的目标，而是认定为过渡性措施，被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而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权宜性的制度安排。毛泽东主席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阐述得很清楚（毛泽东，1991）。
但是，必须承认：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作为生产关系，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那么，在“首先胜利论”指导下取得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选择的经济体制，确实一定程度上、一些方面超前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匹配，就好像小学生穿了一双大学生的鞋子，走路不快、脚还不舒服。指令性计划管理对短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和赶超的作用不能掩盖“不匹配”。当然，也不能说全部、绝对不匹配，就好像小学生毕竟还是可以穿上大学生的鞋勉强走一些路的。不匹配主要表现在排斥市场机制、过度迷信计划管理和扩大公有制范围。落后生产力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很难说是制度选择的根本性错误。我们没有机会让这些国家重新选择一次以验证不选择公有制是否更好，不过，也有发展中国家选择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还不如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好，这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影响制度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只要有其他方面的经济体制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也超越了社会主义发展 的阶段性，就可以认为是体制不匹配、高配了。所以，才需要改革。在这种高配的体制下，在短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会有短期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国家强有力的计划管理和调配的推动下，会有重工业的短期高速增长，也就是经济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体制的激素性作用会急剧递减，不太长时期后，不得不反思传统体制和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几乎成为低生产力水上革命胜利并建立起高水平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选择方面的、共同的历史宿命，虽然改革的具体方式和目标有差异，但是，改革的原因和基本取向确实大体一致的。
值得研究的两个问题是：同样都是在落后生产力水平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革命建立起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传统经济体制维持的时间长、有些维持的时间相对短一些？有些在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取向的改革时，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改没了，有些却能够在保留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市场经济？
前苏联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传统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首创者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1917-1991年）。为什么持续时间最长？第一，它产生的时间就比别的国家早了30年左右，别的国家都是“二战”以后才建立了社会主义体制；第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苏联经济发展和“二战”中战胜法西斯起来重大作用，苏俄从一个落后国家很快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实力超强、能与美国称霸世界的超级强国，在苏联国内和世界都有群众基础；第三，苏联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和领导者，为了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长期坚持；第四，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之长期冷战，形成巨大外部压力，倒逼其不断强化经济、政治和军事强权。而东欧国家基本上是“二战”后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却在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逝世后（具体时间有差异）就开始进行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本上改没了。东欧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同国家具体原因可能有差异，例如，本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基础就比较好、苏联的强力扶持等，但是基本和主要的原因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重建的需要和苏联体制的示范作用。为什么都比较早地开始改革，同样：不同国家具体原因可能有差异，例如，民族传统、领导人的性格及其对斯大林的态度等，但是基本和主要的原因是一致的：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激素性刺激或支撑作用很快递减。之所以比中国还早开始改革，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从地缘、经济和政治方面离苏联近，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上受其干预更多或者不愿意受其干预时受到的政治军事压力更大，对苏联模式、尤其斯大林的抵触更大，改革也就越急切和坚决。而这种背景下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不一定是最大的。新中国同样是“二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无疑是学习苏联建立起来的，具体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存在了20多年时间，虽然远短于苏联（因为本来建立时间就晚了40年左右），但是比东欧国家长。为什么？第一，因为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对苏联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中国革命、革命胜利的条件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内外环境，都与苏联高度相似，苏联体制在中国有持续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客观需要。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成就也证明了；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思想和体制传统，虽然不同，但是确实在基因或血缘上有相似之处，再加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幅员辽阔的大国，对公有制和适度集权管理有其一定的客观需要。所以，中国能够相对东欧国家比较长期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能在开始改革后，不像东欧国家那样全盘放弃公有制，而是在保留“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中国虽然建国初期与苏联关系很好，向苏联学习，但是，中国的建国、建国后的经济政治体制的选择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都是自主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末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也是自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后的理性选择。这种改革不会全盘否定历史和曾经的体制，不会再体制选择上走向与原来体制相反的极端。从改革后的体制中，既可以看到与旧体制的不同，还可以看到原来体制中合理因素的延续和长期存在。这种选择，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
改革是需要理论依据的，学理上要能解释清楚，“得有个说法”，实践中才可能顺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具体就是社会主义初阶段理论。尽管历史上和现阶段，经济学流派众多，都有其不同的适用空间，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上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水平（这里是以人类重大的、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创新标志的、阶段性的生产力水平或者生产力档次，不是生产数量的小的变化）决定以主要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或生产关系，而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基础又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说的是：如果人为地建立起超越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和扰乱经济关系及经济体制运转。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确实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认识和判断其处于什么阶段、采取的制度是否合适的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和标准。我国原来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而且国家（或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指令性计划管理、单一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显然是一个超前的经济体制选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就是这种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科学而准确的确认，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也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认识和总结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面，早就已经有了认识和论述，只不过具体分为几个阶段、具体每个阶段的界定不同而已。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20世纪50-60年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时，都提到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的划分以及相关的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定，确定了一定要改革、要改成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确定了公有制必须保留，于是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坚持（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上需要需要重大创新。中国经济学家们其实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已经提出并且从逻辑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可以与市场机制统一。至少迄今为止的中国的经验事实是证实这一理论假说的。
二，东欧经济学：启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及其经济体制。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大危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本身，确实表现出经济增长、尤其重工业增长以及赢得战争的优越性，这对东欧国家是有吸引力的。东欧国家又是长期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和靠近苏联的地区，二战后东欧国家虽然是战胜国，但是因为战争，国民经济可谓基本崩溃，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政府采用计划手段恢复。因此，学习苏联的经济体制就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或者现实的合理性。从一定意义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的（其实，中国、朝鲜和越南等，一定意义上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东欧国家很快觉得照搬苏联模式不合适，10年左右后就开始了反思和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进行改革探索（至于中国等国家持续更长时间后才开始改革，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也许中国长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历史，与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有着天然的近亲关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具体的国内外环境，是中国没有像东欧国家那样更快考虑放弃苏联模式的重要因素）。“东欧经济学”就是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以批判苏联为代表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且研究改革目标和如何改革的经济学，主要是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苏联的一些探索和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的理论。这些理论直接推动了东欧国家50-90年代的三次改革浪潮。东欧经济学家群星灿烂，理论成果丰富，尽管研究领域众多，对诸多问题的具体研究视角和思路、理论渊源、政策主张等不完全一致，但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主张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都倾向于引入市场机制。他们研究的核心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三个：为什么要改革、改成什么样、怎样改革，也就是改革理由、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问题。东欧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影响是巨大的。回顾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卓炯和顾准等主张社会主义也有商品货币关系、也应该让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思想，不难看出与东欧经济学的思想渊源。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时期，众多中国老中青经济学家学习研究东欧经济学，专著和论文众多，陈东琪的《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对东欧经济学有比较系统的研究（陈东琪，1988）。这些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实践。说东欧经济学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是毫不夸张的。当我国在对原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反思和批判时，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仕.科尔奈的社会主义短缺理论特别贴切和好用，他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系统而深刻地描述和分析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弊端，为改革提供了具体依据（亚诺什.科尔内,1986）；中国国有企业初期的改革是放权让利、承包制，本质上是在通过契约调整国家及其主管部门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核心是给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增加利益刺激、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让企业自负盈亏。这些改革实际上是收到苏联改革学派的影响或启示；南斯拉夫学派的理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对全民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关系的认识、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重温80-90年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文献和一些关于改革的官方文件，关于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谁为主谁为辅的关系，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是在运用波兰经济学家的理论，当然，我们在后来的实践中突破和发展了他们的理论；当我们决定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其实我们的理论进步和实践明显受到捷克等国家经济学家的影响……
东欧经济学既深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许多也深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产生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需要，成为80-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为中国面临的改革对象和改革任务基本上是相同的，理论上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基本一致，而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及其成果，既没有超出或远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又接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实在是既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又容易被中国理论界和决策者理解和接受。东欧经济学虽然不同程度低反对斯大林的经济思想和苏联经济体制，但是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反，他们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接受、继承和发展看，他们更加重视马克思早年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反对人的异化的思想，以及晚年的重新回归到人本主义的、更加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并且以此作为反对或不赞同斯大林的高度集权、忽视个人自由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知道，东欧经济学的旗手奥斯卡·理沙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是坚决主张和捍卫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不过需要和可以“模拟市场”，是最早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与哈耶克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大论战，经济学界也是记忆犹新。其它东欧经济学家也都是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很深入研究、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和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且努力探索改革目标和如何改革。所以，从这个以上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受到东欧经济学的影响或启示，本质上还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三,借鉴和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对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是也有波动，逃离不了周期规律，尤其是中国经济开放以后，快速与世界经济接轨，当然也意味着与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与经济危机接轨。迄今为止，世界性的三次大的经济危机：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黑色星期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1997年美国始作俑、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从全球经济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三次重大外部冲击加上中国经济内在的因素，中国都不得不应对经济危机。怎么应对？马克思也有其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周期性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解决的，因为私有制决定了剩余价值分配的不合理，导致广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从而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实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生产过剩。显然，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并没有提供短期的反危机理论和政策主张，只是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的现实：通过强制性减产和毁掉已经过剩的产品强制性减少供给，从而总供求平衡。其反危机的主张显然是着眼于长期和根本性解决问题：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而且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有国民经济计划管理，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的。我国显然不能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应对现阶段的经济危机，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有很大差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危机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危机”。其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只不过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认定不同而已，马克思把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凯恩斯把危机归因于“三个心理学规律”，但是，最后的结果都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点二者是相同的。不过，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主张或政策建议是明确的，就是需求管理，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扩大需求。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一直被中国所重视，即一直重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对具体的经济危机，显然更迫切的需要是短期管理和反危机措施，最需要或更合适的是凯恩斯的反危机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国原本就是政府高度作为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遇到经济危机时，也很自然地倾向于运用具有政府干预和计划管理色彩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际上，中国应对经济危机（尤其是前两次）时，从一定意义上比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更凯恩斯主义（虽然没有这么说），因为中国那个时期对宏观货币政策的运用既缺乏应有的体制基础，操作也不太熟练。当危机到来时，中国各级政府的理性选择、也是本能反应，就是保增长，因为要保就业，为什么要保就业，因为中国人多、需要就业的多，不保就业就担心社会不稳定，所以，通过投资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逻辑，好像成为中国政府面对危机时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凯恩斯主义式的反危机是否有用？确实有用，尤其是对于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既管用、又好用。既有的事实是：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西方国家很快出现危机的正常表现，主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下滑3个百分点左右，变成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而中国开始几年总是维持高速增长、甚至逆势上扬，这无疑是投资刺激增长的结果。但是，维持一段时间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下滑，陷入危机应有的的低增长状态，往往是西方国家开始复苏时，我们再陷入低谷，表现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总是滞后于西方国家才表现出来，既没有逃脱经济危机导致的增长速度下滑，还常常失去了利用危机淘汰落后的最佳时机。这一事实说明：第一，在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反危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需求管理原理对反危机是有用的；第二，反经济危机只能顺势而为，而且是有限度的。中国的实践也证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有局限性的，对它的运用也是有限度的。依据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规律，适当刺激需求，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少波动的负面作用，但是，想要消除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可能的。经济危机是经济体本身内生的，增长到一定限度后，会自动地自我调整和淘汰增长速度高涨时产生的“经济垃圾”，从而淘汰落后的经济因素、优化经济结构。如果过度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手段或其他手段反危机，就是违背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规律，就是：保护落后，包括保护、甚至复制和扩大落后的产能、企业和产品；保护落后的劳动技能；保护落后的体制和机制。实际上是在拒绝市场机制对淘汰落后、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结果是扭曲资源配置、付出比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更大的代价。
虽然我们现在学习、研究的经济学丰富多彩，但是，从以上分析看，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也证实一些经济学理论，例如，中国40多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几乎证实了现代发展经济学每一个阶段的理论，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理论依据，还不是大家现在花费很多时间学习和研究的现代西方的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现实基础的经济学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与之高度相关的的东欧经济学。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即使最后建立和完善了，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运用相关经济学理论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不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来就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产物，就是为反危机、克服市场失灵而生的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反市场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近之处，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时，就可以被运用，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仍然可以运用。其实它在不同体制国家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我国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运用也是越来越娴熟，中共十八大以来，尽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国家复杂，但是，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组合和运用力度就比以前更合理。任何经济理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都是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使用限度。我国不仅需要不断丰富和优化应对经济危机的理论工具和政策组合，而且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以及建立和完善后，不断地研究、借鉴和运用基于市场经济的许多具有通用性的经济学原理，更加需要创建基于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新的经济理论。
总之，回顾过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历程，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东欧经济学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启示；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在应对经济危机时，确实比较多的借鉴和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根本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陈东琪，1988：《探索与创新---东欧经济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亚诺什.科尔内（），1986：《短缺经济学》（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