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市化过程中基础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至关重要，这离不开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科学评估。本文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实证考察2001年开始的撤点并校运动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文章利用地区间政策力度差异和样本出生队列信息构造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研究发现：第一，撤点并校显著整体上促进了农村儿童的长期人力资本积累，表现为获取高中教育的概率明显增加。第二，区分“撤点”和“并校”村居，发现“并校”促进农村儿童获取高中教育，“撤点”则对部分儿童的小学入学率存在负面冲击。第三，撤点并校带来生均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下降，对教育财政绩效存在一定的改善效应。本文从长期视角揭示撤点并校对农村儿童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为城市化中推动农村教育公共品空间布局调整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撤点并校 人力资本 规模效应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常住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9年的60.6%。与此同时，城乡基础教育格局也发生巨大变化，城镇地区就读的小学生比例从1990年的21.6%增加到2017年的72.5%，远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究其根源，2001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撤点并校运动是“教育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量（邬志辉和秦玉友，2019）。在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农村适龄入学儿童规模不断下降，分散办学、校点广布、低重心的教育格局凸显出师生比不合理、规模效益差等问题，并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自此全国性的撤点并校运动拉开帷幕。

与西方国家城市化中的学区合并运动相比，我国的撤点并校运动有以下特征：首先是短时间内学校数量的急剧减少。2001到2012年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从44万所下降到15.5万所，减少幅度高达65%。相比之下，美国用了50年才将学区数量从15.5万下降到8.5万（Wiles, 1994）。其次是我国的撤点并校更多源自政府的积极推动。因此，该运动自诞生之初就面临巨大的争议（Brown & Park, 2002; Liu et al., 2010; 雷万鹏和徐璐，2011）。已有文献多关注撤点并校对儿童的辍学率、入学率、学习成绩等学业表现的短期影响（Mo et al., 2012; 丁冬和郑风田，2013；潘光辉，2017；Haepp & Lyu, 2018; Hannum et al., 2018），鲜有研究考察撤点并校影响农村儿童受教育的长期效应。在城市化背景下，调整学校空间布局成为应对农村人口密度下降的重要手段，研究撤点并校的长期影响可以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借鉴意义。

二、主要内容

撤点并校通过以下渠道影响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一，撤点并校带来学校可及性下降，上学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明显延长，使得边际上对学校可及性和通勤距离比较敏感的农村儿童的辍学风险增加，从而可能损害他们的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第二，撤点并校中大量农村儿童在学校关闭后转移到其他地区就读，变化的新环境对儿童的学业带来“中断效应”（disruption effect），可能影响其学业成绩（Engberg et al., 2012; Beuchert et al., 2018）。第三、为应对学校可及性下降和通勤距离增加的负面影响，我国在推进农村撤点并校的同时建立起大量的寄宿制学校（侯海波等，2018）。有研究表明低龄寄宿并不利于儿童的学习成绩改善（Mo et al., 2012; 黎煦等，2018），甚至影响他们的健康水平，比如寄宿儿童往往有着更差的营养状况和更矮的身高（Luo et al., 2009），也表现出现更多的心理问题（侯海波等，2018）。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学生在寄宿后学业成绩得到明显提高（Behaghel et al., 2017）。第四，撤点并校往往关闭规模较小、质量较差的学校，农村儿童得以进入城镇或乡村地区合并的较大规模学校就读（Ma, 2016），带来师资条件和教学质量的改善，而学校规模扩大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从而促进长期人力资本积累（Dehaan et al., 2016）。综合以上来看，撤点并校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的长期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因此建立在代表性数据基础上的经验研究很有必要。

本研究利用地区之间撤点并校力度差异和出生队列信息构造双重差分识别策略，研究发现撤点并校有利于农村儿童的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体而言，每千名学生减少1所小学使得农村儿童接受高中教育的概率增加2%左右，这可以解释考察时期内农村儿童高中入学率上升的12%到13%。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发现，撤点并校的正面效应主要来自“并校”地区，“撤点”地区的儿童小学入学率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与Dfulo（2001）和Aaronson & Mazumder（2011）等研究不同，本文之所以得到撤点并校改善长期人力资本的结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Duflo（2011）和Aaronson & Mazumder（2011）关注的197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1910年代美国南方农村仍处于基础教育尚未普及的初级发展阶段，而我国通过义务教育工程在1990年代已经基本实现“一村一校”的格局，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较为完善，在此基础上的撤点并校更多是追求教育质量的改善（赵恒可和刘善槐，2019）。其次，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快速城市化和人口集聚，我国的撤点并校主要是将落后地区的规模较小、质量较差的村小或教学点合并到规模较大、质量较高的学校（Ma, 2016），使农村学生面临的师资条件和教学质量得以改善，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教育机会。

三、政策启示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大量进城的背景下，过去的学校分布与人口分布产生了空间上的不匹配，如何调整农村地区的教育公共品布局以保证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促进其人力资本积累，这是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要问题。2001年到2012年间实施的撤点并校运动使我国农村学校的空间布局发生巨大变化，整体而言撤点并校带给农村儿童更多的高中教育机会，说明一刀切的否定撤点并校并不可取，也要认识到城市化过程中推进农村教育资源空间布局调整的积极意义。不仅如此，撤点并校还带来地方生均教育支出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明显下降，说明地方教育财政的支出绩效得以改善。除此之外，本文发现撤点并校的正面效应部分源于学校学生数量增加带来的规模效应，这提示我们，农村学校的空间布局中可以适当发挥公共品供给的规模效应。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并校”虽然明显促进儿童的长期教育水平，但“撤点”却造成部分农村儿童的入学率下降，不利于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这显示出撤点并校在农村内部的再分配效应。因此，农村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中要特别关注偏远地区和落后家庭的儿童教育问题，防止盲目“撤点”造成农村内部的教育差距扩大，从而影响代际流动和机会公平。总之，根据本文研究，顺应人口形势变化、科学合理的调整农村地区学校布局，不仅可以提高教育财政绩效，而且有利于农村儿童的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在人口流入和集聚的城镇地区增加基础教育资源，在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适当集中学校，可以兼顾教育的公平与效率。

原文刊发：

梁超、王素素：《教育公共品配置调整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基于撤点并校的研究》，《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第138-154页。